国企党委书记转投社区工作，坦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的出台落地，让他看到了职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就在今年上海居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新当选的“小巷总理”前所未有地出现了3名博士。变化不仅仅于此。全市统一停止街道招商引资，“解套”了的街道干部们有了更多的精力，“眼睛向下”服务居民；得益于“1+6”文件的社会组织更有底气，为社区引来一池活水。

让基层活起来、使基础实起来。去年上海市委一号调研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形成的“1+6”文件，全面绘制了新形势下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的清晰图景。面对这一近20年来上海社会治理的最大变革，一年间的实践已经证明，多年来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难点问题正在解决，多年来困扰基层干部的制度短板正在破解。

核心是人：打造过硬基层队伍

“梁书记不能退休”的主人公、普陀区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梁慧丽的身边，如今多了两名“80后”助手，虽然工作上还欠火候，但新生力量的注入，让她安心不少，“年轻人来了，班子青黄不接的隐忧缓解了！”

曾几何时，社区里能人留不住、年轻人干不长，在众人眼里居委干部等同于婆婆妈妈、琐琐碎碎，“小巷总理”也只是名字好听，性价比不高。然而，与社区工作者的后继乏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员结构、观念需求、城乡布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没有一支过硬的能够跟得上时代变化的基层干部队伍，社区治理将难以为继。

正如市委书记韩正在去年“1+6”成果向全市街镇居村干部直播的电视电话会议上所言，基层社会治理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是决定性因素。一个基层党组织，书记强，组织的战斗力就强；一个居民区，基层组织强，这个社区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

核心是人，在“1+6”文件中有着突出强调。加强以居村党组织书记为重点的队伍建设，对就业年龄段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事业待遇”，其中，连续任职满两届、表现优秀的，经过规定程序使用事业编制。

建设好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蓄水池。其中就包括了薪酬体系的规范，全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平均收入水平统一为2013年度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1—1.4倍。截至10月底，全市约4.1万人计划纳入社区工作者队伍，首批纳入约2.88万人。队伍整体结构进一步优化，大专及以上学历21449人，占80.4%。

提高薪资待遇，打通职业通道，让社区工作者有了“盼头”，更吸引来一批社会能人加盟，今年全市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出现了可喜一幕，原本一些地方要“拉人”参加“竞选”，如今居委会干部成了香饽饽，平均下来一个岗位引来20人竞争，不少居委会干部感慨，“身价上去了！”。

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真正使在基层一线服务和管理，成为既受人尊重，也能吸引人、留住人的职业。

职能转变：创新街道体制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心在基层、关键是体制机制。这一次，上海拿出了彻底之举。全市统一停止街道招商引资，是硬任务，没有例外。

市委书记韩正说得深刻，“街道招商引资，虽然有其历史发展的缘由，但在当前新形势下，如果再不看清其利弊得失，我们的工作就会产生失误。从全局工作看，街道招商引资已是弊大于利，与上海城市未来产业结构的方向不相符合，街道干部也难以集中精力履行好群众要求的管理服务职能。”

彻底剥离“职能、机构、人员、经费”，着力推动街道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上来。截至目前，各区均已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及相应的考核指标和奖励，明确街道经费由区财政全额保障。

“现在可以一门心思给老百姓打工了！”不少街道干部表示，以前为了完成经济指标，能人都去招商引资了，重心难以集中在为民服务上；过去有钱的街道，民生投入就多些；没钱的或钱少的，保障民生时难免捉襟见肘。如今指标解套，回归正位，使服务社区居民成为街道干部心中最重的一本民生账。

在长宁区，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开展了“家门口工程”。华阳路172弄2号—22号是联建公房小区，屋内天井的污水管老化脱落时有发生。底楼住户更是饱受污水侵扰，霉味、臭味弥漫整个楼道。居民多次呼吁无果，这次以“家门口工程”为契机，重新排纳小区天井排污管。“这要是在以前，街道不一定有把握、有恒心做如此大的项目。”街道干部如是说。

以取消招商引资为切入点，创新街道体制机制。目前，全市各街道内设机构已由原有的11-15个科室精简为8个，明确街道8项职能，加强党的建设、统筹社区发展、组织公共服务、实施综合管理、监督专业管理、动员社会参与、指导基层自治、维护社区平安。在黄浦、宝山等区，梳理形成街道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服务清单，界定街道行使职权、强化责任、优化服务的关系。

多元共治：建立协商治理制度

日前，本市出台《关于做实本市郊区基本管理单元的意见》，这是市委“1+6”文件为大镇大居困境开出的“药方”，首批确定了67个基本管理单元。

已经没有农村形态，大量居民持续拥入，行政资源和公共服务难以匹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上海的镇一级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对此，“1+6”文件明确，对城市化地区与中心城区或新城连接成片、边界清晰、市政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的区域，达到一定面积和人口规模，在基本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村组撤制的情况下，区县要积极推进析出街道。而尚不具备设置街道条件的城郊镇，则进一步甄别、细化和做实“基本管理单元”。

在这些基本管理单元，相应配置“3+3”基本公共服务管理资源，即健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服务平台，推动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执法力量下沉。

事实上，类似的治理困境不只在于城乡结合地区，即使是中心城区的成熟地区，单打一的行政资源难以覆盖社区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如何激发社区内各类主体参与治理的热情与积极性，成为一道绕不过去必须直面的考题。

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基础在形成共同参与的格局，重点在发挥社区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热情和积极作用，核心在建立协商治理的制度体系。

追溯上海这些年的创新探索，从2005年启动区域化大党建，到2006年建立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委员会等社区多元治理平台，目前全市80%的街道均建立了相关制度。

这一次的“1+6”文件，又往深处助推了一把。

去年以来，本市不少街道先后成立起社区公益基金会，基金会的善款来源于社区、用于社区。杨浦区江浦街道的社区基金会成立仅仅半年，已从多家社区企业募集到总共200多万元的善款，用于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资助困难家庭、关爱老年群体、关注低碳环保、资助青年创业等五大项目。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鼓励社区成立类似的发展基金会，不仅有利于发展社区公益事业，更能引导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社区建设、优化治理结构，激发自治活力。

对于活跃在社区的社会组织而言，更在多元共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浦东潍坊街道，通过社会组织对老年人家属开展“喘息服务”，并针对刚退休的老年人开展“退休适应”教育；而在普陀区的上海绿洲公益发展中心，则借助“绿洲食物银行项目”，从农场、食品制造商、食品零售商和个人那里募集食物，采用专业的运输、分类和存储，通过社区和慈善组织，把物资送到弱势群体手中，深受社区居民欢迎。不少社会组织负责人表示，“1+6”文件中的“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和“承接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指导目录”，使他们服务社区更有方向。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