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企业年报公示制等改革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伴随自贸区经验向外辐射的，还有政府加速简政放权的信号。

政府放权从来不是个轻松的过程，权力和利益构筑的路障难以跨越，而路障背后往往还有一片真空地带：放权之后，怎么管理？说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引用了在管理领域的当季热词：互联网思维。

政府不能做“运动员”了

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数据，从去年9月底挂牌到今年2月28日，自贸区内新设企业6610户，其中内资企业6100户，外商投资企业510户。包括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在内的众多制度创新，成为6000多户企业快速入驻的保障。

“自贸区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经济活力、创造制度红利，自贸区里的工商登记制度降低了注册门槛，仅用5个月时间就完成那么多企业的登记，这样的效率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邵志清在政府任职，从这一职业视野望去，自贸区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之所以“弹眼落睛”，最大的原因在于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

自贸区推出的国内首份“负面清单”，可谓对传统思维的最大逆转。邵志清说：“负面清单是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在这个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跟以前凡事都要政府审批点头的局面完全不同。这意味着政府要限制自己的权力，把更多的空间让渡给市场和企业。”

“以前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现在政府不能做‘运动员’了，要做‘裁判员’、‘服务员’，就要学会找准位置，在市场和社会需要的时候，往前一步；不被需要的时候，退后一步。”邵志清说，随着自贸区经验在全市的推广，各级政府都需重新定位自身的角色。

大数据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手段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曾就政府职能转变问题采访邵志清。他坦言，“放权”之于政府，是个非常微妙的过程，首先需要克服“对权力的欲望和冲动”。

如今，简政放权的自贸区试验田提醒政府思考的问题是：放权之后，如何监管？不止一位关注自贸区建设的上海团代表提出，工商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后，监管制度的创设需要高度关注——在“审批制时代”，政府的“审批后管理”就一直处于缺位状态。

“事前审批变成了事中事后监管，但我们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比较薄弱，如果不加紧建设，可能影响前面的改革。”邵志清说，自贸区正在探索的协同和联合监管制度、综合执法制度、多方监管制度等，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政府的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了绝好手段。如果说事前审批是对所有对象的‘有罪推定’，事中事后监管就是‘无罪推定’。前一种情况中，企业事前报送的各种材料是其合法经营的担保，‘无罪推定’之后，可以用作担保的唯有企业信用，企业信用来自其公示的年报，也来自历史数据。”基于此，邵志清建议政府加快建设综合信息平台，并推动完善社会信用制度。

上海经信委已经有意识地运用信用数据来进行管理，“比如发放政府扶持资金，以前的办法就是发布申请指南，组织专家评审，最后企业答辩。但这套程序无法完全排除不诚信企业，因为政府不掌握它们的虚假信息。现在，经信委可以通过综合信息平台查询企业有无偷税漏税，有无违法乱纪。”

政府要善用互联网

“过去，政府的工作偏重于经济建设，对社会管理的关注度不高。十八大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下移。工作范围和重心的调整，可以看做政府角色的第一重转变。”邵志清认为，政府还应该有第二重角色转变，那更多地表现在技术层面上。

近期，市场上接连出现热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如打车软件、余额宝，它们用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挑战了政府治理和规范市场的能力。熟悉互联网“脾性”的邵志清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要用互联网技术来应对。政府要用互联网时代的服务精神去挖掘社会需求，也要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手段去治理国家。”(文汇报)